第一，在成文宪法传统之下，应当特别强调宪法典的至上性，警惕宪法性法律特别是不成文宪法惯例对宪法规范的蚕食乃至颠覆作用。
[71]参见马民虎、果园、马宁：《自解密义务的法律困惑及其本土适用》，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89-94页。同时，从体制层面，确立商用密码管理机构——国家密码管理委员会及其办公室。
因此，网络运营商作为个人信息处理者和加密技术使用者，也要不断根据算法和个人信息保护的场景，对于其所使用的加密技术进行安全认证，从而符合《密码法》等法律建构的加密技术规制规则体系。比如，RSA加密算法可用于数字签名和数字证书等身份鉴别技术，保证身份的真实性和不可否认性，防止身份假冒和抵赖。究其实质，互联网从其底层架构而言，易攻难守。[35]由此，在21世纪初，中国初步形成了以《商用密码管理条例》为核心的商用密码治理体系。上述案件体现出来的是在执法机关获取数据的场景中典型的问题所在，即一方面，犯罪嫌疑人是否有法律上的自解密义务。
然而，一旦加密普及开来，执法机关将会面临重大障碍。首先，国际社会已经有相关协议对密码的进出口措施予以管理。宪法规范被假定包含具有更高价值的规则和原则，国家公权力机构和公民个体有予以尊重和实施的义务。
在这一意义上，宪法摆脱了公法和私法之间的区别，对所有部门法全面发挥影响。宪法要为作为政治机关的立法机关保留自我评估、做出自我决定的空间。[44]正如韦德尔明确指出宪法和法律的各个分支之间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宪法是建立在部门法之上的，而不是部门法建立在宪法之上。[17]具体而言：其一，法国现行宪法在1958年制定之初设立议会两院制，在保证国民议会立法主导权的同时，让参议院扮演制动器角色。
宪法化也可以是将某些法律一般原则上升为宪法价值的原则。宪法委员会旨在捍卫法国法律秩序的统一，私法规范也必须遵守宪法中确认的罢工权、个人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维护人的尊严、辩护权等宪法权利。
根据活法理论，法律适用的司法意义是宪法法院有义务考虑的事实，作为其必须解决的合宪性问题的依据。仅仅从宪法委员会的决定中得出将法律宪法化的结论，就等于混淆了起源的出现点和结束点。可以说，法国宪法规范对整个法秩序的整饬既源于宪法理念与原则的变迁，也归因于合宪性审查技术层面的进步，尤其需要关注立法至上理念的式微，基本权利条款之辐射价值以及宪法司法机制的逐渐完善等几个因素。五、结语：适度留白抑或宪法反射？ 由上可知，宪法化的过程促使宪法规范进入部门法，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宪法的位移。
同时，这也加剧了不同司法体系中法官之间的竞争——宪法委员会发挥的作用反而在宪法化过程中被淡化。[23]正如前述，法国法律的宪法化进程相较德国而言起步较晚。面对此类情况，宪法委员会也不得不让步，允许法律适用中由主管的行政和司法机构根据宪法委员会提出的保留意见来适用法律。[69]而显然，宪法解释并不是万能的，宪法化并不必然意味着法治的进步，权利或自由的保护也并非一定能得到强化。
[9]法国法上的宪法化（constitutionnalisation）自20世纪70年代从德国法中传入法国，并经由法国埃克斯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路易·法沃赫（Louis Favoreu）的助推，宪法开始对整个部门法体系进行渐进染色。有学者认为，部门法的宪法化将标志着宪法的复仇，使其在法律知识领域被重新定位。
此外，在法国批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之前,通过民事团结协议（pacte civile de solidarité）来替代婚姻制度保障同性恋群体的平等权也是常见做法，但其中可能涉及一些公序良俗的问题，最终还是要由宪法委员会从民法中提取原则并加以宪法化。（一）立法至上理念的破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立法不会犯错的卢梭学说破灭。
[76]目前，针对这一困难，也有学者提出明确区分公法规范和具有公共性的私法规范——部门法是宪法的具体化可以成立。[37]例如，隐私权的入宪过程也体现了宪法对私人生活受保障权的宪法价值的认识是逐步形成的。最后，部门法原则获得了在宪法层面的确认。从吕特案起，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根据德国基本法所列基本权利清单，促成了一场真正的宪法化革命。例如宪法委员会在2010年面纱禁令的合宪性判决中设定了例外，即法律不得禁止宗教信徒在公开祭祀场合行使宗教信仰自由。德国法律传播了基本权利的概念。
[49]例如，2003年宪法委员会判决中，国内安全（sércurité intérieur）原则或公共秩序规则（règles dordre public）均来源于民法原则。对于不具有公共性的私法规范，则不存在宪法具体化的问题。
[80]因此，法律部门的宪法化失去了连贯性，只能根据提交给宪法委员会的法律的多样性来构建。部门法宪法化的过程加强了普通法官适用宪法的行为，反而削弱了宪法委员会作为第一解释者的分量。
通过宪法化的过程，宪法至上从形式走向实质。二、下沉式流动：宪法对部门法的辐射和法秩序的融贯 宪法化理念与宪法规范的扩张效应有关，由于扩张效应，宪法规范性的力量在整个法律体系中传播。
吸引法沃赫教授注意的并不是所有的规范机构，而主要是法官如何适用宪法。更为重要的是，宪法至上性作为宪法化的有力推进器涉及不同的解释技术和可能性，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几类情况：其一，当下位法与宪法或宪法修正案相抵触时，判定下位法为违宪规范并赋予相应的否定性后果。宪法委员会在其中进行了政治考虑，否定了该案中宪法化的必要性。2018年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成立之后，宪法价值的渗透和辐射有了更多的制度空间，在统一审议法律草案、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协助开展执法检查等监督工作以及选举、宪法解释等工作中均有体现。
[51]与此同时，民法学者让·卡波尼埃（Jean Carbonnier）对宪法化现象表示一定担忧，认为宪法的渗透可能和民法规范产生合作关系，但也要警惕二者之间的竞争和冲突。法国宪法在这一点与德国、意大利有所不同。
[55]换言之，最高司法法院希望保留其对部门法个案适用的最终解释权。在此过程中，其他法源的原则也需要通过宪法解释获得宪法效力，从而在法国实证法体系中获得更高效力。
宪法最初创设宪法委员会作为一种反对议会制度偏离轨道的扳道工，伴随着委员会的性质和功能的逐渐转变，其依据宪法规范对立法进行审查并对整个法律秩序产生重大影响。宪法化现象越来越显著，学界的冷思考也相继而来，在法国学者们看来，法律部门的宪法化的影响似乎一开始就被高估了。
例如获得公正审判权、[28]权力分立、司法裁决的可执行性、[29]公权力机构财政自治原则或议会自治原则。[58]此外，在普通司法诉讼中，普通法官长久以来可以援引宪法法官对宪法的解释，也可以独立适用宪法。宪法化意味着宪法原则或基本权利下沉，例如通过宪法条文对部门法的立法权限之宪法委托，在立法具体化过程中规范立法权遵守某些宪法原则以及在事前合宪性审查中对法律草案进行评价、干预立法实质内容的生效。总的来说，法律的宪法化，即宪法置于法律制度的中心，是一个较新的进程。
此外，对于立法至上的破除还体现在新宪法的具体规定中，议会权威因为受到内部制衡与外部削弱而逐渐式微。[59]正如有学者强调，宪法化与法国司法体系的组织之间也存在深层次矛盾，并且有人呼吁进行深刻的改革。
[30]应当注意的是，宪法委员会在判决中所发出的保留性意见（reserves dinterprétation）对宪法化是最为有力的技术，普通法院进入合宪性问题优先移送程序和执行宪法委员会判决都或多或少地会深入探究保留性意见背后的考量。宪法对于政治而言只是框架秩序，一方面为政治设定边界，同时为政治保留必要的功能空间。
法国宪法中延续的议会制的精神和共和国传统均不允许司法机构审查法律是否合宪。首先，受基本权利辐射效力的影响，宪法与刑法的循环解释非常密切。